我有一个学姐，她是我见过最优雅的女生。她永远妆容精致，衣着得体。熟人的party中，她是笑得最和暖的那一个。但一工作，瞬间显出强大气场，走路带风，干练自信。有人看着学姐一天一个名牌包，小半月不重样，就在背后嗤之以鼻，“还不就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白富美”。

　　只有我知道，为了变成今天的自己，她曾经有多努力。学姐说，当我们小时候在吃披萨的时候，她极有可能正在啃豆腐菜——一种在西南乡镇随处可见的野菜。

　　她爸是个浪子，赌博，酗酒，不务正业，是“及时行乐”和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坚定信奉者。她妈妈本是个温顺良善的传统中国女人，但某次发现酒鬼丈夫多了个酒后打娃娃的毛病后，便毅然决然离了婚，带着她独自搬到镇上。

　　在那个封闭保守的地方，离婚等同于罪孽。从妈妈在镇上卷尺厂上班的第一天起，就不断有奶奶那边的亲戚找过来，各种人身攻击，各种撒泼式的辱骂，言语之粗鄙，让她妈在车间羞愤到无地自容。没过多久，她妈在上班时一出神，就把手指头砸断了。

　　那年她5岁，追着那辆载着她妈去医院的三轮车，一边哭，一边跑。那条路灰暗而漫长，记忆也是。工作丢了，一时没了经济来源，她只好跟着妈妈去摘豆腐菜，附近的摘完了，就跑到更远的地方。现在这种野菜成了有机蔬菜，在超市价格再贵也供不应求，但她再也不会吃。

　　不能总回娘家，乡下的外婆靠大舅妈一家养，本来就不好过。不能总和亲戚借钱，因为冷眼比冬天的风雪还无情。为了养活她，她妈妈捡过路上的塑料瓶，卖过菜，熬夜做过刺绣，还摆过小摊卖抄手——这是她最喜欢的。南方阴冷的冬天，她们起一个大早去生炉子摆摊。最厚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一天下来嘴唇也冻得青紫。收摊的时候，她妈会把剩下的抄手舀一大碗出来，面皮糊烂，馅菜破碎，但是一口热汤下去，幸福得舌尖都酥软。

　　还有一阵子，她妈帮别人看小孩，带着她一起去。雇主的孩子哭闹，她妈会用牛奶哄着，她就乖乖坐在一边，偷偷嗅牛奶的香气。女主人回家后，第一道目光就用来打量柜台上的零食，或者不经意地走过去打开奶粉罐头，探头看看又盖上。

　　长大后懂事了，偶尔回忆，她才理解女主人那一连串举动的意思。这样的往事永远不会随风飘散，而是变成针尖，时不时蹦出来，刺痛她小小的心。那心里有着最卑微，也最脆弱的自尊。

　　有一年过年，乡下杀猪，外婆瞒着舅妈，好歹藏了几根猪骨头托人捎来。除夕，母女俩用骨头汤煮面，面条吃完了，骨头也被啃得干干净净。为了多掏出一点骨油，妈妈还折断了一支筷子。

　　什么是相依为命？这便是了。

　　有一次她发烧三天没好，第三天已经烧得躺在床上起不来。她妈急了，后悔不该为了省打针的钱只给她吃药。怕她烧成傻子，背着她去镇上的诊所。走到一半，突然下大雨，本来就陡峭的土路变得更滑，在下一个土坡时，她妈脚滑，直接背着她一起摔下去。

　　按理说，这是一对应该抱住对方嚎啕大哭的悲情母女。可事实是，当她妈焦急地爬过来问她有没有摔伤时，她看见她妈满脸泥水，如同花猫，忍不住笑了。她妈怔了一下，认真凑近看她的脸，也笑了。她们就这样坐在大雨里，看着对方狼狈的样子傻笑着。

　　“朵朵，你看，有个棒棒糖。”她妈突然盯着地上某一处说。

　　她一瞥，果然惊喜地看见一颗未拆封的棒棒糖静静躺在身旁，那糖在小卖部卖5毛钱，她通常可望不可即。在高烧不退、嘴巴里最苦涩无味的时候，一根棒棒糖从天而降，学姐说，她无法形容那一刻心里幸福的滋味。

　　到现在，她的味蕾已经不记得棒棒糖的甜味了，但她永远记得那一刻她和妈妈的喜悦。她妈还笑着说：“我们朵朵是个小福星哟，摔了一跤，捡了一根棒棒糖。”

　　那天过后不久，生活发生转机。她妈去了一家餐馆打工，而她被送到县里的小舅舅家，妈妈把赚的钱都寄给舅舅。

　　在舅舅家，她一住就是三年。那个年代，普通家庭都不富裕。她和妹妹每天早上一人一个清水煮鸡蛋。妹妹喜欢先吃鸡蛋再吃饭，她相反，喜欢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吃。于是无意中，她便听到舅妈在房间里和舅舅偷偷说，是她抢了妹妹的吃的。她和妹妹住一个房间，她来了后就在妹妹的大床旁边支一个小沙发床。晚上睡觉后，舅妈经常把妹妹叫去吃独食，她闭着眼睛装作不知道。没有零花钱，每次班上收班费，她都缩在角落里假装没听见，其实困窘得要掉眼泪。

　　还好，很快她就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因为她考上县里最好的中学。学姐说，那个小县城，就是当年的她眼中的繁华世界。她第一次看见有年轻导购在门口跳舞的品牌服装店，第一次看见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，第一次在书店随心所欲地看书。

　　整个中学时期，她成了一个彻底的苦行僧。但她的努力不再只是为了给妈妈争气，她知道自己心里有了一片不为人知的浩瀚星空，所以她才高中三年如一日地每天早上5点起床念书，好几次因看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