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首先 
不仅如此，更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，献给这个战乱中的国度——这种不计回报又无缘无故的爱，如何能够假装？

事实上司徒雷登的自传中，他坦诚自己对于来中国，起初是非常抵触的。

这种抵触源于他十一岁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，体会到的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。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落差，并最终与自己的母国取得认同。

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，他仍然不愿意“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、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；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，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；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；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，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”。——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，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，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地生活方式。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“人子来，不是受人的服侍，而是服侍人。”——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，舍己的生活。

可是最终，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，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，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，以一生来回应呼召。

这种在人看来愚拙的，不计代价的，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，如何能够假装？

矢志不渝，心心念念的燕京大学

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，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。1919年，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。
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，但其实当时的燕大，所有的财产仅仅是：五间课室，三排宿舍，一间厨房，一间浴室，一间图书室，一间教员办公室，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。

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，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。

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，他将自己比作乞丐，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，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。

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，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，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。

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，不仅有大楼，更有大师。

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会学校的限制，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、冯友兰、俞平伯、谢冰心、钱穆、顾颉刚、钱玄同、埃德加·斯诺等当时最有名的教授，并与哈佛合作成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享誉世界的哈佛燕京学社。

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，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，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，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，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。二战时，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，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。

据统计，至1937年，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，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，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，两袖清风。

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，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：他在中国建立广泛社会的社会联系，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！

1926年，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，他一生未再续娶，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。

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，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，如何能够假装？
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，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，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。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，出狱后的第二天，就着手重建燕大，当年的10月10日，燕京大学又开学了。

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，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，这样全人投入的爱，如何能够假装？

1949年，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，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，后半生卧床不起。

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消，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。在中国大陆，文科、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，工科并入清华大学，法学院、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（今中国政法大学）。

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时，他葬礼上的音乐，是中国名曲《阳关三叠》。

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靑靑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我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胜唏嘘，这个创建燕京大学时被誉为“举世无仇敌”的人，最终却落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。

司徒雷登临终，留下了两个遗愿，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，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，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。

可惜半个世纪之后，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，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，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。

偌大的燕园，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。

后人只能将他的遗骨辗转归葬他的出生地——杭州。

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：

“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不管是学生、敲钟的，还是扫地的。”

“这团体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，总有成千上万的人。这上千上万人的生